妙笔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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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1章 原风法官161（第1页）

胡梅因很快约曾达志见了面。因为上次见面那个地方也就是“红房子”西餐厅用了很长时间，加之有人捣乱的原因，他们把见面地点换在了位于南京西路上的“德大西菜社”。到了“德大西菜社”后，他们才发现这里生意十分的火爆，堂子很大，人来人往的。胡梅因马上就有些进退失据的感觉，她说：“这里人太多，要不我们换个地方吧？”

曾达志一边叫服务生给他们安排地方一边悄悄地对她说：“既来之则安之，人多刚好是很好的掩护。”

他们在一个卡座坐下，点了餐后，胡梅因小声对曾达志说：“欧阳莎莎我已见到，人很年轻漂亮，也很有正义感。在欧阳莎莎的引荐下这个案子的主审法官我也见到，他叫原风。”

“原风，东海滩最有名的法官，同时还是东吴大学和法政大学的教授？”曾达志十分惊讶地问道。

“应该不会错，就是他。”胡梅因回答道，“你这么一说，我也有点印象了，他好像从东北回来的。”

“对，”曾达志说：“原风法官好像出生在浙江富阳县，父早亡，靠寡母摆摊和几亩薄田维持生计。自幼聪慧好学，十六岁参加杭州府道试，得第一名，补博士弟子员。1905年考取浙江省首批官费留学日本，先后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师范科、法政大学法科，获法学士学位。1910年学成回国，不久就在当时的成立不久的北洋政府北平外交部工作，1912年考取法官，任京师高等审判厅推事，兼司法储才馆及朝阳大学刑法教授。1929年调任大理院东北分院推事，司法部科长，最高法院东北分院刑庭庭长。九一八事变前夕，原风接到日本人通知，叫他不得擅自离开沈阳，另有要职委任。当时东北形势诡谲，作为一个中国人他怎么会接受伪职，于是他化装悄悄逃回了北平。1932年他来到了东海，任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庭庭长，兼任东吴、法政大学教授。当时，二分院设在上海法租界，他利用所处的特殊地位，积极帮助、庇护进步人士，当田汉、阳翰笙、廖承志等人在租界被捕后，原风利用自己法官身份积极参与营救，不辞劳苦，尽心尽力，终于设法使他们获释。著名爱国人士何香凝先生曾绘制《春兰秋菊图》一幅赠送于他。东海沦陷后，环境十分险恶，生存更加不易，可原风坚持司法尊严，以维护民族利益，保护爱国人士，严惩民族败类为己任。他坚拒敌伪之利诱威胁，守正不阿，且竭尽全力维护爱国人士特别是**人利益，日本人和76号早就对他恨之入骨，多次寄给他附有子弹的恐吓信，他都置之不理，并且对惩办汉奸执法更严了。日本人占领租界后，我原本以为他们法院已经无法办公，想不到他们还在坚持，像《文汇报》这样的案子办起了肯定有一定难度，我们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停了停曾达志又说：“听说原风为人正直、清廉，他身为法官，不仅法律滚瓜烂熟，而且十分喜爱书画诗文，工诗擅画，倡导“文章气节“，也是大家。他早年参加进步文学团体“南社“，与柳亚子等人时唱时和。他酷爱家乡山水，在工作之余常吟诗作画，藉以陶冶情操，抒发爱国情怀，柳亚子评论他的诗是“鹏举冲冠之作，文山正气之歌“。早年在日本留学时，他曾在报刊发表67首《东京竹枝词》，被传诵一时，得到日本汉诗泰斗森槐南的高度评价。他还曾参加清末爱国诗人组成之“南社“，与柳亚子先生等为友，共同以文章气节为当世倡导。他善画中国山水，曾与名画家汤定之、余越园等组织画会。来到东海后，他还与鲁迅、田汉、阳翰缝等左翼文化人有过很深的交往。原风诗画造诣颇深，著有《静远堂诗画集》、《原风陈碧岑诗抄》及法学著作《刑法总则》、《判例》等。是诗书界的楷模，是法学界的翘楚。由他主审，欧阳莎莎他们想输都难。”

“你怎么知道的这么多啊？”胡梅因问道。

曾达志等上餐的服务生离去才不慌不忙地回答：“你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了。这原风早就在日本人和汪继新集团的工作范围了，他是东海有名的几个坚持不与汪伪集团合作的人之一，而且他没有大的社会背景，全靠一身傲骨。我多次看过他的相关情况介绍。”

“哦，原来是这样的。”胡梅因说着突然想起了原风那天的所作所为——“这是我的同事整理的初步案情，没有针对性啊，都是事实的陈述，你可以拿去看看。可以说案子本身并不复杂，但你知道现在是日本人的天下，案件的当事人又都是76号的人，案子之外的因素可能会多一点。既然你能为欧阳他们代理，相信你就不会被法庭之外的许多东西所干扰，相信你会站在法律的角度代理这件案子，相信你是一个有良心的律师。本来这些东西是不能拿给你看的，但当前国难当头，我们要争取把这个案子办成铁案，所以我就特事特办了，悄悄拿给你看看，不能外传，不能见报，而且要尽快还我。”。。。难怪他的行为让我颇为意外。想到这，胡梅因马上从包里拿出了案卷，这也是她今天找曾达志的重要原因，她要曾达志帮她分析分析案子，看胜算几多。她悄悄地对曾达志说：“这是法院初步整理的这个案子的案卷，是原风法官那天交给我的，你看看。”

曾达志放下手中的刀叉，接过案卷认真地静静地看起来。

胡梅因借口上厕所离开了座位，她要让曾达志安心地安静地看一会儿案卷，自己也观察一下周边的环境。说真的，这里可以说是东海最繁华的地段了，人来人往，人山人海，虽然这是战争年代但也不例外。而这个“德大西菜社”刚好坐落在南京路上最热闹的地段。东海开埠后，西方饮食文化通过各种途径输入，19世纪60至70年代，东海有了第一家由外国人经营，以外国大班和买办官员等为主要服务对象的西餐馆。1897年创始于虹口区塘沽路，因供应德国大菜而起名的“德大饭店”，经营西菜原料，自制火腿、培根、沙生治等，并设立西菜餐厅，供应西式大菜，后又增设欧美西菜，服务于附近的外国侨民、机关人员、银行职员、记者等各界人士，企业颇有声誉，生意日隆。后因市政动迁，“德大”搬迁至南京上。中国人东海人对西菜开始并不感冒，最早时还把它叫做“番菜”，意思是堂堂**大国，几个番邦来朝，弄点“番菜”也都无所谓了。可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推进，中国便沦为半殖民地国家。“西风渐浓”、“西菜渐香”，许多人都以能说几句洋泾浜英语而自豪。可以说东海人的西餐礼仪，西餐文化以及对西餐的了解，基本都是通过“德大”而形成的。当时东海有身份的成功人士，不管是会情人的还是正经谈恋爱的说不定都有过一次的约会地点就是在“德大西菜社”。

胡梅因很警惕地转了转，她是害怕看见敌人也害怕看见熟人。先前她可以理直气壮地告诉别人，自己和曾达志是在谈恋爱、耍朋友。自从上次曾达志很婉转地告诉她自己已经有了心上人，特别是上次在“红房子”受到骚扰后，她就觉得有人在时刻盯着自己。说不清是不是敌人，反正她有点芒刺在背的感觉。可她转了一圈也没看见一个熟人，这才放心地走了回来。

曾达志刚刚看完案卷，正在沉思，看见胡梅因回来说道：“你应该大大方方地坐在这里，不能到处走动的。地下工作的经验告诉我们，你越是紧张越容易引起别人注意。我们又没干什么，怕啥？”

胡梅因漂亮的脸泛起一阵红晕，她吞吞吐吐地说：“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我，我只是去上了趟厕所。”

“哦，那就好。我也只是提醒提醒，没有其他的意思。”停了停，曾达志接着说，“我看他们做的这个案卷，很细很细的，它很详细地记录了那天发生的事情，就是我这样一个不在现场的人都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我看了案卷后也是信心倍增。”胡梅因说，“加上那天原风庭长的话，我第一次当律师，说不定就能弄它个空前绝后啊。”

“最绝的是什么，你看出来没有？”曾达志问道。

胡梅因摇了摇头。

“最绝的是这份案卷里除了被害人《文汇报》以及记者欧阳莎莎外，对加害人的身份一字不提，好像他们就是一般的街头混混一样。这样做既能让被害方满意也能让加害方满意，可以减少很多的麻烦，而使案件得以正常审理。”曾达志说。

胡梅因很快约曾达志见了面。因为上次见面那个地方也就是“红房子”西餐厅用了很长时间，加之有人捣乱的原因，他们把见面地点换在了位于南京西路上的“德大西菜社”。到了“德大西菜社”后，他们才发现这里生意十分的火爆，堂子很大，人来人往的。胡梅因马上就有些进退失据的感觉，她说：“这里人太多，要不我们换个地方吧？”

曾达志一边叫服务生给他们安排地方一边悄悄地对她说：“既来之则安之，人多刚好是很好的掩护。”

他们在一个卡座坐下，点了餐后，胡梅因小声对曾达志说：“欧阳莎莎我已见到，人很年轻漂亮，也很有正义感。在欧阳莎莎的引荐下这个案子的主审法官我也见到，他叫原风。”

“原风，东海滩最有名的法官，同时还是东吴大学和法政大学的教授？”曾达志十分惊讶地问道。

“应该不会错，就是他。”胡梅因回答道，“你这么一说，我也有点印象了，他好像从东北回来的。”

“对，”曾达志说：“原风法官好像出生在浙江富阳县，父早亡，靠寡母摆摊和几亩薄田维持生计。自幼聪慧好学，十六岁参加杭州府道试，得第一名，补博士弟子员。1905年考取浙江省首批官费留学日本，先后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师范科、法政大学法科，获法学士学位。1910年学成回国，不久就在当时的成立不久的北洋政府北平外交部工作，1912年考取法官，任京师高等审判厅推事，兼司法储才馆及朝阳大学刑法教授。1929年调任大理院东北分院推事，司法部科长，最高法院东北分院刑庭庭长。九一八事变前夕，原风接到日本人通知，叫他不得擅自离开沈阳，另有要职委任。当时东北形势诡谲，作为一个中国人他怎么会接受伪职，于是他化装悄悄逃回了北平。1932年他来到了东海，任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庭庭长，兼任东吴、法政大学教授。当时，二分院设在上海法租界，他利用所处的特殊地位，积极帮助、庇护进步人士，当田汉、阳翰笙、廖承志等人在租界被捕后，原风利用自己法官身份积极参与营救，不辞劳苦，尽心尽力，终于设法使他们获释。著名爱国人士何香凝先生曾绘制《春兰秋菊图》一幅赠送于他。东海沦陷后，环境十分险恶，生存更加不易，可原风坚持司法尊严，以维护民族利益，保护爱国人士，严惩民族败类为己任。他坚拒敌伪之利诱威胁，守正不阿，且竭尽全力维护爱国人士特别是**人利益，日本人和76号早就对他恨之入骨，多次寄给他附有子弹的恐吓信，他都置之不理，并且对惩办汉奸执法更严了。日本人占领租界后，我原本以为他们法院已经无法办公，想不到他们还在坚持，像《文汇报》这样的案子办起了肯定有一定难度，我们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停了停曾达志又说：“听说原风为人正直、清廉，他身为法官，不仅法律滚瓜烂熟，而且十分喜爱书画诗文，工诗擅画，倡导“文章气节“，也是大家。他早年参加进步文学团体“南社“，与柳亚子等人时唱时和。他酷爱家乡山水，在工作之余常吟诗作画，藉以陶冶情操，抒发爱国情怀，柳亚子评论他的诗是“鹏举冲冠之作，文山正气之歌“。早年在日本留学时，他曾在报刊发表67首《东京竹枝词》，被传诵一时，得到日本汉诗泰斗森槐南的高度评价。他还曾参加清末爱国诗人组成之“南社“，与柳亚子先生等为友，共同以文章气节为当世倡导。他善画中国山水，曾与名画家汤定之、余越园等组织画会。来到东海后，他还与鲁迅、田汉、阳翰缝等左翼文化人有过很深的交往。原风诗画造诣颇深，著有《静远堂诗画集》、《原风陈碧岑诗抄》及法学著作《刑法总则》、《判例》等。是诗书界的楷模，是法学界的翘楚。由他主审，欧阳莎莎他们想输都难。”

“你怎么知道的这么多啊？”胡梅因问道。

曾达志等上餐的服务生离去才不慌不忙地回答：“你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了。这原风早就在日本人和汪继新集团的工作范围了，他是东海有名的几个坚持不与汪伪集团合作的人之一，而且他没有大的社会背景，全靠一身傲骨。我多次看过他的相关情况介绍。”

“哦，原来是这样的。”胡梅因说着突然想起了原风那天的所作所为——“这是我的同事整理的初步案情，没有针对性啊，都是事实的陈述，你可以拿去看看。可以说案子本身并不复杂，但你知道现在是日本人的天下，案件的当事人又都是76号的人，案子之外的因素可能会多一点。既然你能为欧阳他们代理，相信你就不会被法庭之外的许多东西所干扰，相信你会站在法律的角度代理这件案子，相信你是一个有良心的律师。本来这些东西是不能拿给你看的，但当前国难当头，我们要争取把这个案子办成铁案，所以我就特事特办了，悄悄拿给你看看，不能外传，不能见报，而且要尽快还我。”。。。难怪他的行为让我颇为意外。想到这，胡梅因马上从包里拿出了案卷，这也是她今天找曾达志的重要原因，她要曾达志帮她分析分析案子，看胜算几多。她悄悄地对曾达志说：“这是法院初步整理的这个案子的案卷，是原风法官那天交给我的，你看看。”

曾达志放下手中的刀叉，接过案卷认真地静静地看起来。

胡梅因借口上厕所离开了座位，她要让曾达志安心地安静地看一会儿案卷，自己也观察一下周边的环境。说真的，这里可以说是东海最繁华的地段了，人来人往，人山人海，虽然这是战争年代但也不例外。而这个“德大西菜社”刚好坐落在南京路上最热闹的地段。东海开埠后，西方饮食文化通过各种途径输入，19世纪60至70年代，东海有了第一家由外国人经营，以外国大班和买办官员等为主要服务对象的西餐馆。1897年创始于虹口区塘沽路，因供应德国大菜而起名的“德大饭店”，经营西菜原料，自制火腿、培根、沙生治等，并设立西菜餐厅，供应西式大菜，后又增设欧美西菜，服务于附近的外国侨民、机关人员、银行职员、记者等各界人士，企业颇有声誉，生意日隆。后因市政动迁，“德大”搬迁至南京上。中国人东海人对西菜开始并不感冒，最早时还把它叫做“番菜”，意思是堂堂**大国，几个番邦来朝，弄点“番菜”也都无所谓了。可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推进，中国便沦为半殖民地国家。“西风渐浓”、“西菜渐香”，许多人都以能说几句洋泾浜英语而自豪。可以说东海人的西餐礼仪，西餐文化以及对西餐的了解，基本都是通过“德大”而形成的。当时东海有身份的成功人士，不管是会情人的还是正经谈恋爱的说不定都有过一次的约会地点就是在“德大西菜社”。

胡梅因很警惕地转了转，她是害怕看见敌人也害怕看见熟人。先前她可以理直气壮地告诉别人，自己和曾达志是在谈恋爱、耍朋友。自从上次曾达志很婉转地告诉她自己已经有了心上人，特别是上次在“红房子”受到骚扰后，她就觉得有人在时刻盯着自己。说不清是不是敌人，反正她有点芒刺在背的感觉。可她转了一圈也没看见一个熟人，这才放心地走了回来。

曾达志刚刚看完案卷，正在沉思，看见胡梅因回来说道：“你应该大大方方地坐在这里，不能到处走动的。地下工作的经验告诉我们，你越是紧张越容易引起别人注意。我们又没干什么，怕啥？”

胡梅因漂亮的脸泛起一阵红晕，她吞吞吐吐地说：“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我，我只是去上了趟厕所。”

“哦，那就好。我也只是提醒提醒，没有其他的意思。”停了停，曾达志接着说，“我看他们做的这个案卷，很细很细的，它很详细地记录了那天发生的事情，就是我这样一个不在现场的人都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我看了案卷后也是信心倍增。”胡梅因说，“加上那天原风庭长的话，我第一次当律师，说不定就能弄它个空前绝后啊。”

“最绝的是什么，你看出来没有？”曾达志问道。

胡梅因摇了摇头。

“最绝的是这份案卷里除了被害人《文汇报》以及记者欧阳莎莎外，对加害人的身份一字不提，好像他们就是一般的街头混混一样。这样做既能让被害方满意也能让加害方满意，可以减少很多的麻烦，而使案件得以正常审理。”曾达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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